我加入到生命之光这个大家庭，还真有点戏剧性，这要从17年前说起。

  那是1996年的年底，我到“太极五行功培训中心”学功有好些日子了，住在隔壁房间的黄姨时不时向我提起生命之光俱乐部，说是这个组织里全都是像我们一样患了癌症的病人，彼此间没有隔阂，互相交流，还经常组织病友搞许多活动，象听讲座、郊游、练功等等，他们的生存率比医院统计的高出很多……。为此，我期望着等自己身体恢复了一定去生命之光俱乐部。

  平时闲聊中我知道她患了乳腺癌，前前后后做了33次化疗，已经五年了，现在复发转移到肺，来这里练功。她已经是生命之光的会员。

  一天，我问她：“出去后能介绍我认识生命之光俱乐部吗？”“你想参加？”她问。“嗯”，我点点头，“不过不知要什么条件？”“简单啦，只要你是癌症病人。”黄姨笑着说。之后她详细地告诉我生命之光俱乐部有很多“站”，她是属“中央公园站”的，她还答应我介绍到他们那个站去。

 黄姨50岁出头，个子不算高，但她是我心目中的英雄，33次化疗啊，那可不是开玩笑的，那种痛苦，只有过来人才能感受得到。曾经听她说过，他们家的房子很大，有130多平米，她不是很愿意提到她的爱人，可以说她有一个破碎的家……

 不知不觉我在这里全封闭练了两个月的功，因为快过年了，她的小儿子接她回广州，我也要回家了，我们互留了BB机号，结束了练功的快乐时光。

 回到广州，我们就很少联系。有天晚上我接到个电话，那头传来非常虚弱的声音：“是你吗？我快不行了！我现在在省人民医院住院”，之后断断续续的闲聊才让我听出是黄姨的电话，她一直在向我诉说她的不幸，我突然有个预感：她将不久于人世！我在不断地安慰她，近一个小时的通话竟成了我们最后的一次话别。其实那天我几次想开口问她生命之光的事都没有机会。

 接下来的两年里，我每天都在烈士陵园练功，就是不知道生命之光俱乐部的会员其实就在自己身边；也曾经按照据说是生命之光俱乐部会员的吩咐，带了照片和20元钱在陵园等，终于都没等到。这期间自己的病又复发过，又做了手术，又去参加全封闭练功。期间，我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生命之光俱乐部，它就像一种精神那样支撑着我的康复。

 1998年的秋天，我参加造口人协会的联谊，那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了，因为我已经不再是造口人。我带着告别造口人的喜悦心情来到了会场，随便找了个空位坐下来。这时，来了一位大姐，不高、稍胖，指指我旁边的位置问：“有人坐吗？”我摇摇头，表示可以坐。谁知她坐下后竟滔滔不绝地和我聊起天来。出于礼貌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她攀谈起来。她也是一位造口人，和我得病的时间差不多，对自己的病和生活充满了沮丧。可能她平时很少人和她聊天，郁闷没法释怀，又或者她需要一个听众，总之，她觉得我们很聊得来。

 我当然不放过每一个寻找生命之光的机会：“你知道生命之光俱乐部吗？”“我就是生命之光的呀！”啊？我喜出望外，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呀，想不到寻寻觅觅了700多个日子，今天终于被我找到了！我握着她的双手，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只一个劲地说：“太好了！太好了！真是太好了！”

 后来毛姨告诉我，她是文化站的，周日他们站到白云山登高，那天站长也去，让我带上两张照片和20元钱就可以填表办入会手续。

 星期日天高气爽，细风柔柔，天，格外的蓝，马路，特别地宽，我看见所有的东西都比平常的漂亮，有点像我8岁那年加入少先队般激动，我比约定的时间早了30分钟来到云台花园门口，我手拿当天的《广州日报》，头戴白色的遮阳帽（我们约好的记号），一心等毛姨的出现。其实文化站的会员就在周围，可我一个都不认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还真有点电影电视上“地下党”单线联系的味道。

就这样，我终于加入了生命之光这个大家庭。在这个大家庭里，我不仅接受到各种防癌治癌的知识，最重要的是通过会员现身说法，让我懂得了“榜样的力量”是无穷的，我从别人那里得到“榜样的力量”，也把这个“榜样的力量”延续下去，造福更多的癌症病人。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祈福站：李 燕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