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写给十年抗战坚强的自己

10年前的今天，也就是2005年的10月21日，给我鼻咽腔活检的结果出来了，基本上确认我是癌症。我的领导同事他们对我很关心，帮我联系好了医院，到十一月初，我就接受了放疗、化疗，从此，开始了漫长治疗旅程。原来自己还想写日记，记录下来自己的斗争过程，但后来发现有些痛苦时刻不知道怎么描述好，也没有心情去写，记下来对自己心情，对自己病情的缓解和身体的恢复并没有好处。选择性遗忘，是一种心理自我防御的方法。可是10年了，有些大的事情和痛苦还是无法忘怀，还有很多折磨还在延续，后遗症继续出现。当年我们中国人八年抗战，赶走了日本鬼子，可是我呢？10年都赶走病魔了吗？

10年来，自己用各种办法尝试、摸索，奔走了很多医院，从医科大学的专科肿瘤医院到其他的三甲医院，到社区医院；从广州到广西南宁，从西药到中药；从现实到网络；从医科博士到草根医生到癌症病友；从饮食到运动，都在尝试。唯独我不相信迷信和宗教。

第一次治疗：赶集那样的心情

2005年底两个月的放疗化疗，痛苦是可见的，比如头闷，口干口腔没有唾液分泌，感觉嘴里有个火球那样，恨不得放到水里去泡着。吃东西没有什么胃口和味道，而且不能吃米饭了，每天都是粥、汤粉面等。鼻咽腔很多鼻涕，脖子黑，有时候还痒但又不能挠。但那时候每天差不多都能乐呵呵地来往于医院和家里，跟病友聊天谈笑，有人到医院探望也显得没那么孱弱，每天就好像去赶集那样，以为到了2006年元旦出院，治疗结束，就好了。那时候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顾虑，也没有什么悲观失望的情绪。为什么呢？2005年10月学校组织一年一度的体检，体检医生建议我去做鼻咽镜复检。我去了解放军421医院，我问做活检的王荣华医生：“根据你的经验，我的情况是良性还是恶性？”王医生很平静地跟我说：“恶性的可能性比较大，不过是可以治疗的。”就凭着王医生后半句话，“可以治疗”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我。得到结果确认是恶性的时候，我在井冈山，是组织自己工作的系统干部去考察，得到这个消息我自己没有太大的惊讶，更没有特别伤心，很平静地继续做好有关的工作。

出院：痛苦的开始

2006年元月4日出院之后，才真正是痛苦的开始。那时候口干；头发胀；鼻子全塞；感觉耳朵有膜隔音；耳鸣；喉咙很多水疱，糜烂；睡眠不好；体虚弱，尤其是稍微有点凉，喉咙就痒、咳嗽，难受，最后要作呕。前后一般持续10分钟左右，在躺下床后半小时内表现此状非常明显。没有精神，看10分钟书都看不进去。盗汗又怕冷，冬天走路不到100米，就满头大汗，要立刻脱衣服背后垫毛巾；坐下来立刻就感觉很冷，又要添上衣服。一直到4月，耳朵积液堵塞才慢慢解除，才慢慢开始用汤水送着吃一点饭。这大半年才是感觉那些放疗化疗带来给身体巨大的伤害，虽然这样，我仍然坚持锻炼、坚持吃药恢复，相信身体恢复需要一定的过程。

复发（残留）：受到重重的打击

2006年8月，治疗已经过了大半年，我去医院做了一个MR复查，结果，医生说，还有病灶残留（有一些医生也说是复发）。原来一直乐观的我，才真正受到了打击。我原来一直以为做完了放疗化疗就没事的，很多病友也都是这样做好的，周围的人和很多医生都是这样说的，甚至很多人连化疗都不用做。我还能治疗吗？原来从没想过的死亡问题好像跟自己有关了，从来不为自己的病掉泪的我，泪水涌到了眼眶。怎么办？医生说放疗一年不到，肯定不能再做的，只能到内科找医生化疗。我想自己身体弱成这样，怎么可能再接受大剂量的化疗？悲观的时候找到了放疗科的主任崔教授，也是以前治疗科室的领导，他建议看能不能找鼻咽科的邓教授做微创手术。等了好一段时间才找到邓教授，他检查了，说我的病灶向里面生长，不能做这种微创，如果硬做，可能就伤及大脑，有生命危险的。于是，他给我开了一些药回家服用。回来看看那些药的说明书，其中一种叫优福啶，其实就是一种化疗药。他叮嘱我服用的时候，要注意查一下白细胞，白细胞低就不要继续用。就这样，吃完了继续找他开药，每一次看病，邓教授也很仔细，还把病情记录画成图告诉我，吃了一年，病灶有变小的迹象。

第二次治疗：身体受到进一步的摧残

到2007年10月，又是一次全校体检，医生说那病灶还在，建议我还是要做放疗才会把它灭绝。我再回去找崔教授，他安排我到空军医院在11月开始又做了两个月的放疗和化疗，到2008年元旦后才出院。现在想回来，看到以前的照片，其实一年多的化疗药，特别是经过这次放疗化疗，身体彻底被摧垮。原来畏寒盗汗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，总感觉体内一股寒气随时侵袭。如果不小心没及时穿好衣服，回到家就用水泡脚把寒气逼出，时刻提防感冒。尤其是脑神经受到伤害，影响记忆，对很多东西都记忆不起来。长期头闷，大脑嗡嗡响，微疼，在脑袋中间和额头处里面的筋抽紧那样。睡眠不好，经常是感觉很困，又不能入睡，如果白天很累，可能能早点入睡，如果中午有几十分钟的睡眠，晚上就要一点左右甚至两三点才能睡着。醒来之后感觉仍然很糟糕，不能继续入睡，躺在那里更难受，只能勉强支撑起来。到下午、傍晚、晚上的精神很差，烦躁，特别怕吵杂声，如果开着电视吃饭吞咽都困难，有恶心的感觉。

后遗症：比原病更折磨人，非常痛苦

除了以上那个痛苦，放疗化疗的后果，带给我很多后遗症。第一次放疗之后，耳朵产生积液，听力下降，三个月就自己慢慢消失了。可是这一次治疗，半年多了，还是还没改善，2008年8月，我到医院去看，左边耳朵抽了4次，右边抽了2次，仍然是抽完过几天继续分泌出来。一直到年底，只能住院做鼓膜置管手术，到2010年7月才把管子取出来，至今鼓膜还是有洞，往往几个月就发生中耳炎。

另一个是伴随这自己的是皮肤痒，以前在系皮带部位长期瘙痒，严重时蔓延到臀部、腹股沟，到2011年找医生治疗才有所改善，但是偶尔还会瘙痒。上面的皮肤改善了，疾病就跑到脚底去了，脚底经常周期性地起水泡，不过还好，能够不治而愈，过一段时间又长出来，今年才有所改善。

腰部酸疼，在2009年初腰部酸胀，有时候甚至直不起来，到2011、2012年严重的时候姿势触动到里面的某个神经，立刻就不能站立，突然钻心地疼，站立都不行，但是稍调整姿势又没事。到今年有所改善。

非常严重的放疗对头颈部神经的损害。最直接的是张嘴困难，口腔喉部肌肉纤维化严重。加上医院的医生没特别告诉怎么进行张嘴练习。2010年之后偶尔有下巴麻木、痉挛，嚼东西费劲。到2011年上半年，悲剧开始出现了，如果出现情绪波动、运动稍微大一点，口腔和后颈部肌肉痉挛，说不出话，不能吞咽食物，连喝水都不行。到2013年，恶化到讲话都困难、吐字模糊，作为一个教师，2014年就不能上课了。

精神病脑病：黑暗的2014年

最严重的是对大脑的损害。2014年，4、5月份经常下雨，天气潮湿，特别是“五一劳动节”那天，我到医院做理疗，心里感觉非常难受，心跳特别快，双手软，颤抖。用两种方法，几次做了心电图，都正常，但感觉还是很难受。开一些中西药吃了差不多一个月都没用，心理问题更大了。看见世界都不好，受不了自己的痛苦，想自杀。坐着不舒服，躺着也不行，我想大脑精神出现问题了，到芳村脑科医院去看，结果是抑郁质。以前都有一个说法，把某个人送芳村，说明这个人是精神病了。看了之后，吃了一小段时间的药，仍然不可控制。向两个心理学研究的同事教授求助了，他们建议我到中山三院去看病住院。去看了一个专家，开了药，但是没有床位。好在再过一段时间，我的病情有点好转，不用住院都不会想跳楼自杀了。这样继续吃药控制。但是到12月初，出现头疼，慢慢地出现左边眼睛发肿，特别难受，我本来就在康复科住院，那里的医生都没办法，把我转到脑科去治疗。那时候发作，头痛，左眼看不到东西，大脑基本上空白，对文字都不能认识，也丧失了很大程度的记忆力，连妻子儿子的名字都不记得。给大脑拍片结果，我自己不清楚，可是吓坏了我妻子和家人，医生说不准什么问题，有些认为的癌症复发，并且转移到大脑，有些认为要开刀，恐怕都不能治好。不过医生给我进行治疗，住院两个月好转了很多。记忆力恢复了一部分。后来看检查报告，是“左侧颞叶脓肿”。查阅一下颞叶，才知道这个部位负责处理听觉信息，也与记忆和情感有关。我的抑郁质也就是因为这个损害而造成的。

家庭和工作：幸福的保障

我是一个不幸的人，得了癌症治疗还复发，后遗症很严重。人家治疗一个疗程就好的，我要经历多几倍的煎熬。如果我不写以上的东西，一般人是不知道这些。得病以后将近一年，2006年9月，我从一个行政人员转为专职教师，开始了另一个天地。9年的专职教师生涯，取得了一些“成绩”，得到了一些所谓的“荣誉”。其实，这些所谓的成绩和荣誉，一方面，实现了我做一个专职教师的理想，我初中毕业之后就考入师范学校，将近10年的师范教育令我把做一个优秀的教师当做我的理想。这7年来，除了我住院，没有因为身体原因耽误过一次上课，我仍然坚持完成工作任务，而且得到了学生的认可，这是我的最大幸福。自己的知识和讲授能够给学生带来一定的启发，08年耳朵听力很差算不了什么，讲课很吃力算不了什么，口干舌燥算不了什么。另一方面，更主要的是我身体真的很糟糕，精神确实很差，根本就没办法坐在那里休息，一停下来反而更痛苦，工作就是分散我痛苦的最大的方式，不要整天想着自己不舒服。特别是开始的几年记忆力、思考力特别差，讲课没办法现场展开，就要把教案写得特别详细，课件设计和做得特别好看（没想到送上去参赛，意外地得到了比较高的奖）。更重要的，我上这些课程本身，比如“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”、“伦理学导论”、“普通心理学”、“追寻幸福”这些课程就是给我自己提供了很大的能量，坚定了我对人生价值的认识。我并不单单是一个病人，我还是一个能够继续工作的教师。我并没有勉强自己，我做了我想做的，做我有能力做的，做我有机会做的。自己做一些工作，得到一些成绩，组织上给我高度的肯定，还给我很高的荣誉，2013年学校工会把我送到上级工会，获得“五一劳动奖章”。我都觉得惭愧，自己并没有给社会太多的贡献。

对家人，我也感觉惭愧，我的病给了家人沉重的心理负担，但他们同时也给我分担了我的责任，给了我坚定的支持和保障。首先是我的妻子，担当了大部分的家务和儿子的教育任务，有时候还要忍受我心情不好的坏脾气。儿子成绩虽然不太拔尖，也算是品德、体育比较好，力争全面发展的好少年，没有给我们带来教育特别的烦恼。父母和岳父母也有年纪了，时常还来电关心。哥哥姐姐时时对我的关怀，包括的后辈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都很懂事，不时会来电请安。孟子说：“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者不与存焉。父母俱在，兄弟无故，一乐也；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，二乐也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乐也。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者不与存焉。”虽然有病痛，这三乐跟我都比较沾边。

虽然感觉很痛苦，我同时也感觉很幸福。特别是自己加入“生命之光癌症康复协会”，将近十年，得到协会的支持，认识很多病友。我站的关钻萧站长多次带病友来看望我，还有鼻咽组周雪梅组长也重视我，过年的时候住院，还得到协会领导来医院慰问，自己真是很幸运。

感谢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并照顾我的妻子和儿子！

感谢我时常关心惦记我的父母、岳父母、哥哥姐姐、侄子侄女、外甥外甥女！

感谢我的领导、同事的关心，特别接收我到现部门的领导和给予我转岗的领导！

感谢还继续惦记我关心我的老师！

感谢给我治疗的医生！

感谢在现实和网络交流的朋友、病友、网友！

感谢我的学生，特别是感谢毕业后还记得我问候我的同学们！

中大站、鼻咽组 谢华汉